为此，诸葛亮认真地实行了他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的“外结好孙权”、“内修政理”，“西和诸戎、南抚夷越”，进而北伐以成霸业，兴汉室的治国方针。在政治上，他针对益州自东汉以来“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”的弊病，严格实行法治。当时，诸葛亮在统治阶级中行法，主要是为了打击、控制“专权自恣”的益州地主。但如果只对益州地主严厉，对外来地主宽松，也不能使人心服，所以他还强调执法公允。马谡、李严、廖立原来皆为诸葛亮所敬重，后马谡违背军令而被斩，李严、廖立皆以罪过免官；杨洪资历虽浅，因有政绩，皆被提拔重用。当时蜀人张裔称赞诸葛亮说：“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”。
在经济上，诸葛亮充分利用了益州原有的有利条件，花了大约五年左右时间，全力“务农殖谷，闭关息民”。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。
其农业产量很高，绵竹、广汉一带的水田，能亩产三十斛以上。手工业方面，以盐、铁、织锦业最为发达。益州的许多地方都产井盐，成都“家有盐泉之井”，临邛的盐井工人已发明用天然气熬盐，即所谓火井煮盐。蜀设有司金中郎将，“典造农战之器”。蜀汉还设有司盐校尉，王连任此职时，“较盐铁之利，利入甚多，有裨国用”。织锦业尤为繁荣，在蜀锦产地成都，“阆阒之里，伎巧之家，百室离房，机杼相和”。所产蜀锦驰名全国，远销吴、魏，是军费的一大来源。直到蜀亡，国库尚有锦、绮、彩、绢各20万匹，织锦业之盛可见一斑。
而孙吴在南方，也以一系列政策发展经济。①征山越、屯田。吴地的山越人，是古代越人的后裔，
从200年开始，曾多次向山越进攻，一直到237年，前后共达38年之久。其中仅234年至237年诸葛恪围攻丹阳郡的山越，便使十万山越人被迫出山。
在孙吴政权“强者为兵，赢者补户”的政策下，出山的山越人或被补充进军队，或充作屯田上的隶属农民，或被分给豪强、功臣作为部曲佃客。
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度，并分为民屯、军屯。民屯主要集中于吴郡、会稽、丹阳地区，设典农校尉、典农都尉管理。
军屯设置则更为广泛，凡有军队驻扎之地，均有军屯的设置，重点集中于长江南北，最大规模的军屯在庐江，有佃兵数千家。吴国的屯田制同曹魏相比，有其自身的特点：一是时间长，从203年一直延续至280年，与吴国政权相始终；二是屯田与水利开发并举，如在太湖屯田区建东南海塘、修太湖东缘湖堤、开凿塘河、整治江南运河；在丹阳屯田区建圩田；长江地区的屯田，北岸有引巴(水)灌区，南岸有阳新(富水)灌区，等等。三是无论屯田还是水利建设，大多是开拓性而非恢复性的。
②工商业与海上交通的发展吴国的官营手工业主要是冶铁、制瓷和造船业。冶铸业以武昌为最发达，公元225年，孙权曾在这里采铜铁，造千口剑、万口刀。会稽郡的铜镜制造也十分有名。制瓷业的中心在浙江地区。吴国瓷器制作水平在汉代彩陶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，瓷器的胎质、釉色、纹饰以及烧制技术都臻于完善，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。
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，它在建安郡侯官设典船校尉，使刑徒造船。所造之船有的上下五层，有的可容纳士兵三千人。孙吴曾多次派遣万人船队北到辽东半岛、高句丽，南到海南岛、台湾等地活动。
公元226年，大秦商人秦论经交趾，转道武昌见孙权，问对远西诸国情形。是年，吴大将吕岱遣朱应、康泰出使南海。243年，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，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，林邑、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，从此开始了中国和南海诸国的正式往来。当时吴国舟帆四出，与海外交往频繁，远近如波斯(今伊朗)、天竺(今印度)、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、林邑(今越南南部)，都有贸易关系，和扶南国(又名真腊，即柬埔寨)尤其友好。这种航海活动，对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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