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少,在袁总的心里法律道德底线松懈竟敢亵玩,在大是大非上也明显存在认知偏差。
她只能接道:“明总一直在为袁总的事奔波协调,明眼人都看得到,您为合作伙伴也好为朋友情谊也罢,都算尽心尽力了。”
“功成弗居,何况此事复杂黯淡。朋友有难不出手相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,我只求个心安而已。”明辉停顿了一下,似乎有所犹豫,再开口道:“只是许多事光靠我一人出面有诸多不便,所以不得已打电话给你,烦请你帮个忙。”
“请我帮忙?我能帮什么忙?”黄灿奇怪,就算是她第一个通知他公司出事,她也只不过是公司一介小职员,连个元老资深都谈不上。况且她普通外来打工仔一个,在广州毫无人脉助力。
她从心底感谢袁力行往日对她的器重栽培,但这么件经济案在她眼里是非同小可,她何德何能帮的了人家什么忙呢?再者,已经有流言污蔑她和袁的关系,她若强出头对自己不利。
她以疑惑不解的口吻问道:“明总,案件奔走求情疏通这些事,应该是袁总的家人为主力吧?袁总也有一大家子亲朋好友,他们出手协助帮忙是人之常情。哪有你一个外人请求我一个更不靠边的人帮忙的道理?”
明辉无奈解释:“谁说不是呢?但一来袁总是家庭中流砥柱,除他之外家里都是普通老百姓难有见识主见,说到找关系基本两眼一抹黑。我和其他几位工厂老板都是广东本地人,关系网倒是现成的,一拉二扯都已搭上了线。可是这些事,家属不出面的话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?关系人也不敢管呐。我们做朋友的有力也难出,这样不作为地拖下去恐怕把牢里的人给耽误了。”
黄灿理解,反问:“袁家为何‘皇帝不急急太监’?这令人难以理解,袁总的太太怎么说?”
“她。。。。。。她毕竟是一个家庭妇女,没经历过这种事可能也搞不清楚事件问题关节,所以宁可以静制动或者说听天由命吧。之前我已经说服毛总见她一面,私下把误会解释清楚,只要毛总肯松口,袁力行不说无事也一定能获益。可惜他老婆十分固执,不肯向毛总低头,说是她本人与毛的关系太僵,现在低三下四去求她,‘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’的,她做不到。”明辉斟词酌句解释。
这个解释显然荒谬,事到如今一个做妻子的,为了自己丈夫的安危哪里还顾得上自尊面子?换了其他人,只要能给丈夫减刑,哪怕朝毛总下跪求饶也是心甘情愿的,何况袁家确实存在侵犯股东利益的错误行为。
黄灿回想起袁妻翻查丈夫碎纸残页时那张面无表情苍白的脸,再想想她拖延时间并不着急施救的种种有违常理的行为,不难想见,袁家夫妻感情间隙实在不比袁与毛的浅。
难道袁妻另有谋算?一个家庭妇女能有多深的怨恨和心机?黄灿思忖着,猛然听见电话那端的追问,赶忙拉回思绪问道:“那明总有什么打算?需要我做什么?”
“是这样,今晚我约到了一位对案件至关重要的关系人吃饭,假如人家给面子肯提点一二,就能搞清楚案件可转圜的余地在哪儿。我想,恳请你能陪同一道出席。”
“我吗?为什么是我呢?您知道的,我只不过是袁总手底下一名普通员工。”显然明辉找不到其他老板肯趟这趟混水。倘若他因为听到些闲言碎语,也暗示自己与袁力行关系不一般,那她必然会立刻回绝并挂断电话。
然而明辉没有丝毫隐晦,开诚布公道:“我知道这件事很为难你,保证只此一次下不为例。我当然能单独赴约,但事关重大需有人证。”
黄灿明白了,人言可畏。她能理解但心下并不十分情愿,拿着电话挣扎踌躇了许久,想到这算是她能为乘星和袁力行做的最后一件事吧,终于答应下来。
下班后明辉开车来接她,俩人驱车前往约会地点“一品鲍鱼”餐馆。
在车上明辉再次向她道歉并表明苦衷,并交代与关系人的交谈询问等全由他出马即可,让她不必紧张。她明白这场约谈的重要性,这种特殊场面中的关词暗语也不是自己胆敢插话接口的,自己顶多发挥个倒茶斟酒陪礼的花瓶功用。
一路围绕着袁力行案件交谈,黄灿问到看守所情形,明辉曾听有相似经历的人讲过,对于常人而言里面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折磨。
据说嫌犯刚进去时要脱光全身检查冲冷水消毒剃光头,前几天每天盘腿坐八个小时不准动还背几十条监规,做不到的要挨打,天天吃不饱饭。没有任何自由,大小便要喊报告,不批准就不能上厕所。每天还要强制劳动10--12小时以上。住宿条件很差,二十多个人住在一间,大小便也在囚室里面,臭气熏天。此外还要戴上手铐去审讯室提审。
黄灿听得感慨万千,也不知此时袁力行是否深悔自己行差踏错,以至遭受皮肉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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